小说加门罗熊从山那边来人生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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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最好的坟墓，是他词语的天空。

熊从山那边来

字

[加]爱丽丝·门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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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奥娜住在父母家里，就在她和格兰特上大学的城市。那是间大房子，可以望见海湾，在格兰特看来，显得豪华而凌乱，地毯在地板上拱着，杯底在桌子的漆面上留下了印子。她母亲是冰岛人——是个有权势的女人，有着泡沫般的白发和愤愤不平的极左派的政治观念。父亲是个重要的心脏病专家，在医院德高望重，在家里快乐地服从，带着漫不经心的微笑听奇怪的长篇大论。各种各样的人，不论富有或贫寒，都在发表这些言论，来来去去，不断地争辩，协商，有时还带外国口音。菲奥娜有自己的小车和一堆开司米羊毛衫，但是她没有参加女生联谊会，她家里的这些活动很可能就是原因所在。

她倒不是在乎这个。联谊会对她来说就是玩笑，政治也是一样，尽管她喜欢放《四位起义将领》那张唱片，如果她想让某些客人感到紧张，有时也会放《国际歌》，音量放得很高。有个表情忧郁的鬈发外国人在追求她——她说他是西哥特人——还有两三个很受尊敬、心神不安的年轻实习生也在追求她。她拿他们开玩笑，也拿格兰特开玩笑。她会怪模怪样地重复他们的乡下话。他认为她向他求婚或许也是个玩笑，那是在一个寒冷晴朗的日子，在斯坦利港的海滨。沙子吹打着他们的脸，海浪把一堆堆碎石推到他们脚下。

“你觉得好玩吗——”菲奥娜叫喊着，“你觉得我们结婚会好玩吗？”

他接受了她的求婚，是的。他永远也不想离开她。她朝气勃勃，迸发着生命的火花。

就在他们离开家前，菲奥娜注意到了厨房地上的印子，是她那天早些时候穿的便宜的黑色居家鞋留下的。

“我以为不会有了。”她有点气恼和迷惑地说，一边擦着灰色的印子，看起来像是用油腻的蜡笔涂的。

她说她以后不用再做这个了，因为她没带那双鞋。

“我想我整日都会穿戴整齐，”她说，“或者半整齐，有点像是在酒店里。”

她洗了刚用过的抹布，挂在门内水池下的架子上，然后穿上金棕色毛领滑雪夹克，里面是高领毛衣和定做的淡黄褐色宽松裤。她个高肩窄，虽是古稀之年，但依然挺拔，整洁漂亮，长腿长脚，纤细的手腕和脚踝，还有那小得几乎显得有点滑稽的耳朵。她的头发是乳草绒般的浅色，已经从淡金色变成了白色，格兰特没有注意是什么时候变的，她还披在肩上，像她母亲一样。（格兰特自己的母亲为此感到有点吃惊，她是小镇上的寡妇，在医院做接待员。菲奥娜的母亲留着长长的白发，这甚至比房子的状况更能向她传达，对于态度和政治观点她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除此之外，菲奥娜骨骼小巧，蓝宝石般的小眼睛完全不像她母亲。她的嘴微微翘起，现在她涂了口红来突出自己的嘴唇——这通常是离开家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今天她像极了自己——坦率而茫然，甜美而讽刺。

一年多以前，格兰特开始注意到，家里贴满了黄色的便条。那完全不是什么新鲜事。她总是把东西写下来——收音机里提到的书名，当天一定要做的工作，甚至早上的行程也要写下来——他发现时间安排得十分准确、神秘而感人。

7：00，瑜伽。7：30～7：45，刷牙洗脸梳头。7：45～8：15，散步。8：15，和格兰特共进早餐。

新的便条内容不太一样。贴在厨房的抽屉上——餐具，擦碟的干布，刀。难道她就不能打开抽屉看看里面放的是什么吗？他想起战争期间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巡逻的德国士兵的故事。一些捷克人告诉他，每条巡逻狗都戴着“猎狗”的标志。为什么？捷克人问，为什么？德国人说，因为那就是条猎狗。

他正要讲给菲奥娜听，然后又想到还是不讲为好。他们总是会因为同样的事情而大笑，但是假如这次她不笑呢？

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她去了镇上，从电话亭打电话问他怎么开车回家。她穿过田野散步，撞进了林子，最后沿着篱笆墙回来了——绕了很远的路。她说她相信篱笆总会把你带到某个地方。

真是令人费解。她说起篱笆的事就好像是在开玩笑，况且，她能毫不费力地记住电话号码。

“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她说，“我想我是精神错乱了。”

他问她是不是在吃安眠药。

“即使吃，我也不记得了。”她说。然后又抱歉地说，这话听上去很轻浮。

“我确信没有吃什么药。或许是维他命。”

维他命不管用。她会站在门口，努力想要弄清楚自己要去哪儿。她烧菜会忘记开炉子，或忘记往咖啡壶里倒水。她问格兰特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座房子里的。

“是去年还是前年？”

他说是十二年前。

她说：“那太令人震惊了。”

“她总是有点这个样子，”格兰特对医生说，“一次她把大衣忘在储藏间了，完全忘了。从那时开始，我们总会去温暖的地方过冬。然后她说这是刻意安排的，虽然很无心，她说那就像她丢弃的一种罪一样，就像有些人让她对毛皮大衣产生的感觉一样。”

他试图解释更多的事情，但都很徒劳——他想解释，菲奥娜对这一切的吃惊和歉意，似乎像是某种例行的客套，而并非是在掩饰一种私密的乐子，仿佛她没有预料到会遇上这样的冒险，或者只是在玩她希望可以跟得上的游戏。他们总是有自己的游戏——胡言乱语的方言，他们自己虚构的人物。菲奥娜模仿的一些嗓音，唧唧喳喳或甜言蜜语的哄骗（他不能告诉医生这些），不可思议地模仿她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的他的女人们的声音。

“是的，那么，”医生说，“或许一开始就是有选择性的。我们也不知道，是吧？在看到恶化的趋势之前，我们真的说不清楚。”

有一段时间，贴什么标签都变得无关紧要了。菲奥娜不再独自去买东西，格兰特一转身她就会从超市里消失。一名警察在她走在几个街区以外的路中央时把她带走了。他问她名字，她爽快地回答了。然后他问她国家总理的名字。

“如果你连这都不知道，好心的年轻人，你真的不应该做这么重要的工作了。”

他笑了。然后她出了错，问他是否见过博里斯和娜塔莎。

这是她几年前收养的两条俄国狼狗的名字，是从朋友那边接手的，她用心地照料它们的余生。她接受它们可能是因为她那时恰巧发现自己也许不能生育。输卵管堵塞或扭曲什么的——格兰特现在记不得了，他总是避免去想那些女性器官。也可能是因为她母亲的去世。当她带它们出去散步时，狗的长腿和柔软的毛发、温柔而不屈服的窄脸和她很相配。那些日子里，格兰特自己刚到大学开始第一份工作（他岳父的钱尽管受了政治的污染，但仍然很受欢迎），在某些人看来，菲奥娜是因为另一个突发奇想的怪念头而与他结婚的，一个已经准备好了想要接受照顾和爱护的念头。幸运的是，他到很久以后才明白这一点。

超市走失那天的晚饭时间，她对他说：“你知道你得把我怎么办吗？你得把我送到那个地方。浅水湖？”

格兰特说：“草地湖。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呢。”

“草地湖，愚蠢湖，”她说，仿佛他们在玩开心竞赛，“愚蠢湖。是愚蠢湖。”

他用手抱住头，胳膊肘搁在桌子上。他说即使要考虑这条路也不会是永久性的安排。一种实验性治疗。休息疗法。

有条规定说十二月不收病人，节日期间总有太多情感上的陷阱，所以他们决定一月的时候去。路上开了二十分钟。上高速公路前，之前潮湿坑洼的乡间道路现在已经完全结冻了。湿地橡树和枫树把阴影投射到明亮的雪地上，像栏杆一样。

菲奥娜说：“啊，想起来了。”

格兰特说：“我也在想那件事。”

“只不过是在月光下面。”她说。

她说的是那次他们在夜里出去滑雪，在满月下，滑过布满黑色条纹的雪地，这个地方你只有在深冬才能进入。他们听到树枝在严寒中开裂的声音。

那么如果她能够生动准确地记得那些，她又会有什么大问题呢？

他努力控制才没有掉头开回家。

院长还向他解释了另一条规则。新病人第一个月不允许接受探访，大多数人需要这段时间来安定下来。这条规则实施以前，人们请愿，哭泣，发脾气，甚至那些自愿来的人也是如此。到了第三天或第四天，他们开始后悔，请求回家。有些家人会受影响，会把病人带回家，可情况并未好转，六个月甚至短短几周之后，所有的麻烦又会重新上演。

“然而我们发现，”管理者说，“如果他们独自留下，通常最后会像糊涂虫一样快乐。你实际上要哄着他们上车去城里，要他们回家看看也是一样。那时再带他们回家就完全没问题了，待上一两个小时——他们还会担心赶不回来吃晚餐呢。草地湖就是他们的家了。当然，不包括那些住在二楼的，我们不能让他们离开。那太困难了，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我妻子不会去二楼的。”格兰特说。

“不会，”管理者若有所思地说，“我只是需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把一切都说清楚。”

他们几年前去过草地湖几次，去看法卡先生，一个老单身汉农场主，他们以前的邻居。从本世纪初起，他就一直独自住在一座通风良好的砖房里，除增加了冰箱和电视，其他都一成不变。隔上一段长短恰当的时间，他就会来拜访格兰特和菲奥娜，事先也不打招呼。他喜欢讨论他阅读的书——关于克里米亚战争、南极开发或火器的历史。但是他去了草地湖以后就只谈论那里的日常情况，让他们觉得他们的探望尽管令人愉快，对他来说却是一种社交上的负担。菲奥娜尤其讨厌到处弥漫的小便和漂白剂的气味，讨厌低矮阴暗的走廊和那些草草摆在走廊壁龛里的塑料花。

现在那个建筑不见了，尽管它是五十年代才建造的。就像法卡先生的房子一样消失了——那座房子被那种华而不实的城堡式建筑代替了，成了某些来自多伦多的人的周末度假屋。新草地湖是一座通风良好的带拱顶的房子。空气中充满了宜人的松香，很多真正的绿色植物从巨大的瓦罐里伸出来。

尽管如此，在不能见到她的这漫长难挨的一个月里，格兰特还是想象着菲奥娜在那座旧楼里。他想，那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日子——比他和母亲去拉纳克郡看望亲戚的那个月还要长，那时他十三岁；比杰姬·亚当斯和家人去度假的那个月还要长，那时他们就要确定恋爱关系了。他每天给草地湖打电话，希望找到那个名叫克里斯蒂的护士。她似乎对他的频繁来电感到好笑，但是她给他的报告比别的护士要充实。

菲奥娜感冒了，对于新来的人这并不罕见。

“就像小孩子开始上学一样，”克里斯蒂说，“他们会接触一批新的细菌，一段时间内什么病都可能染上。”

然后感冒好些了。她不用抗生素了，似乎也不像刚来的时候那样迷糊了。（这是格兰特第一次听说抗生素和迷糊的事。）她的胃口不错，她似乎喜欢坐在日光房里，也喜欢看电视。

旧草地湖让人无法容忍的一件事是到处都开着电视，不管你坐在哪里，电视都会扰乱你的思路和谈话。一些牢友（那时他和菲奥娜就是这样称呼那些人的，而不是称之为住客）会抬起眼睛看着电视，有些人对着电视说话，但大多数人只是坐着，温顺地忍受着它的攻击。他记得，在新楼里，电视都放在分开的客厅或卧室里。你可以选择看或是不看。

所以菲奥娜一定是做出了选择。看什么呢？

他们生活在这座房子里的那些年里，他和菲奥娜一起看了不少电视。他们窥探了镜头所能触及的每一种兽类、爬行类或海洋生物的生活，还追了几十部类似十九世纪优秀小说的情节剧。他们渐渐迷上了有关百货公司生活的英国喜剧，看了很多次重播，以至于连对白都能背下来了。他们为真实生活中去世或转行的演员悲伤哀悼，欢迎这些演员重返舞台，如同人物再生一般。他们看着导视员的头发由黑变白，最后又变黑，简陋的背景却从未改变。但是背景也在消失。最终，背景和最黑的头发就如同从伦敦街道上飘来的灰尘钻进了电梯门下面的缝里，都消失了，这其中的悲哀似乎比《经典剧场》中的任何悲剧都更能影响到格兰特和菲奥娜，所以他们没有等到结局就不再看了。

克里斯蒂说，菲奥娜交了些朋友。她真的要从自己的壳里出来了。

那是什么壳？格兰特想要问，但他克制住了自己，为了给克里斯蒂留下好印象。

如果有人打电话来，他会让留言机录下来。他们在社交场合偶尔见到的人，不是近邻而是住在附近乡下的人，和他们一样退休了，这些人离开时往往无人注意。住在这里的最初几年，格兰特和菲奥娜整个冬天都待在家里。在乡下过冬是全新的体验，他们要对房子进行大量的修缮工作。然后他们想到也应该趁条件允许的时候出去旅游，他们去了希腊、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人们会以为他们现在也是去旅行了。

他用滑雪来锻炼身体，但是从来不会走到湿地那么远的地方。他在房子后面的田野里滑来滑去，等太阳落山，整个乡间的天空呈现粉红色，似乎被边缘发蓝的冰浪环绕着。他数着在田野里绕了多少圈，然后回到阴暗的房子里，一边准备晚餐一边看电视新闻。他们通常都是一起做晚餐，一个人准备饮料，另一个生火，一边谈论他的工作（他在写传奇的挪威狼的研究论文，尤其是在世界尽头吞掉奥丁神的伟大的魔狼芬力斯），还谈论菲奥娜正在阅读的任何东西，以及他们在亲密但又独立的一天里各自的思考。这是他们可爱的亲密时刻，尽管上床之后也当然会有五到十分钟甜蜜的身体接触——往往并不是以性爱为目的的，但是让他们确信性爱还存在。

在梦中，格兰特给一个他视为朋友的同事看了一封信。信来自一个他好久没有想起的女孩的室友，写得道貌岸然，充满敌意，哀怨中含着威胁——他认为写信人是潜在的女同性恋。他与女孩本人的分手是体面的，她似乎不太可能闹事，更不要说自杀，而这封信却显然是在苦心孤诣地告诉他相反的情况。

这位同事属于这样的丈夫和父亲，他们最早扔掉领结离开家，每晚在地上的床垫上与迷人的年轻情妇消度，他们来到办公室或是课堂，衣冠不整，带着麻醉药和焚香的气味。但是现在，他对这种恶作剧抱否定的态度，格兰特回想起他实际上娶了其中的一个女孩，像别的妻子一样被带去参加派对，生小孩。

“我不会笑你的。”他对格兰特说。格兰特不觉得他什么时候笑过他。“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尽量让菲奥娜做好心理准备。”

所以，格兰特动身去草地湖找菲奥娜——旧的草地湖——结果却进了阶梯教室。大家都在等他去上课。坐在最后最高一排的是一群身穿黑袍，目光冷淡的年轻女人，都在哀悼，痛苦的目光凝视着他，没有一刻从他身上移开，不记也不在乎他说的任何话，表现得很露骨。

菲奥娜坐在第一排，很安静。她把阶梯教室变成了派对上的一个角落——她总能发现的一个孤岛，喝着掺了矿泉水的酒，抽着普通香烟，讲着关于她的狗的笑话。她和她的同类一起与潮流抗衡，仿佛在其他角落，在卧室，在黑暗的阳台上演的一幕幕只不过是幼稚的喜剧，仿佛纯朴就是时尚，而沉默就是福祉。

“噢，呸，”菲奥娜说，“那个年龄的女孩总是谈论如何自杀。”

但是光听她这么说是不够的——事实上，这让他很恐惧。他担心菲奥娜是错的，某件恐怖的事情已经发生，他看到了她看不到的东西——黑色的环在变粗，收拢，绕住他的气管，笼罩在房间顶上。

他把自己从梦中拖出来，开始理清真实和虚幻。

曾经有过一封信，还有“老鼠”这个词用黑油漆写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菲奥娜得知一个女孩因为苦恋他而痛苦万分，就说了和梦中类似的话。同事没有搅和进来，黑色长袍的女人没有出现在教室里，也没有人自杀。格兰特的名誉没有受损，事实上，想到几年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他算是轻易脱身了。但是有谣言流传开来。人们对他的冷淡和轻蔑变得很露骨了。他们没收到什么圣诞晚会的邀请，新年是独自度过的。格兰特喝醉了，没有人逼他——谢天谢地，也没有犯认罪的错误——他向菲奥娜许诺了新的生活。

那时他感到的耻辱是被愚弄的耻辱，是对正在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的耻辱。没有一个女人让他意识到这一点。过去的改变是，很多女人一下子都唾手可得了——或者他是那么感觉的——现在是新的改变，她们说发生的事和原先设想的完全不一样。她们因为无助和迷惑而联合起来，她们被整个事件伤害了，而不是因此感到开心。甚至她们采取主动时，也只是因为形势对她们不利。

没人会承认玩弄女性的人（如果格兰特不得不那样称呼自己的话——和梦中责骂他的男人相比，他连一半的战利品或情感纠纷都没有）的生活中会有善意、慷慨甚至牺牲的行为。也许一开始没有，但是至少在事情进行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次为了迎合女人的骄傲和脆弱，他献出了更多的爱——或更强烈的激情——比任何他真正感受到的爱都要多，以至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对是伤害、利用和摧毁自尊等罪名的控诉。还有欺骗菲奥娜的罪名——他当然是欺骗了她——但是，像其他人对待妻子那样离开她，真的会更好吗？

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尽管其他地方有令人不安的要求，他从来都没有停止与菲奥娜做爱。他从来没有一个晚上不是和她在一起。没有为了在旧金山或马尼图林岛的帐篷里过周末而精心编造的故事。他麻醉剂用得很少，也不多喝酒，继续发表论文，为委员会工作，事业进展顺利。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抛弃工作和婚姻，到乡下去做木工或是养蜜蜂。

但是那样的事毕竟还是发生了。他提早退休，退休金便缩了水。在他的大房子里独自度过了一段茫然困惑而恬淡寡欲的日子后，他那个心脏病专家岳父终于溘然辞世。菲奥娜继承了财产和一座位于乔治亚湾附近乡间的农庄，她父亲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她医院协调员的工作（在那个日常生活的世界里，就像她说的，实际上人们的麻烦与吸毒、性或知识分子之间的口角无关）。新生活就是新生活。

博里斯和娜塔莎已经死了。一个先病死了——格兰特忘了是哪一个——接着另一个也死了，跟伤心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他和菲奥娜对房子做了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他们参加越野滑雪。他们虽然不是很善于交际，但还是渐渐有了些朋友。不再有兴奋的调情，晚餐聚会上不再女人把光光的脚趾伸进男人的裤腿里往上爬，不再有放荡的妻子们。

不公平的感觉渐渐消退，格兰特可以认为这一切来得恰逢其时。女性主义者和那个不幸的蠢女孩自己或是他那些怯懦的所谓朋友们恰逢其时地把他推了出来，从一种事实上就要变得得不偿失的生活中推了出来，而那种生活也许最终会让他失去菲奥娜。

要去草地湖做第一次探访的那天早上，格兰特早早就醒了。他浑身充满了肃穆的麻刺感，就像以前和一个新女友第一次约会的早晨一样。这感觉并不是真的和性有关。（后来，当见面成为例行公事，就完全和性有关了。）有一种发现的期待，几乎是一种精神的扩展。还有胆怯、谦卑和警觉。

他出门太早了。两点钟之后才允许探访。他不想坐在停车场等，所以把车开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雪已经开始消融。还有大量的残雪，但是初冬炫目严酷的风景已经破碎了。灰色的天空下，一堆堆满是孔洞的雪像田地里的垃圾。

在靠近草地湖的镇上，他发现了一家花店，买了一大束花。他以前从来没有给菲奥娜送过花，也没有给任何人送过。他走进草地湖，感觉就像一个没指望的求爱者或卡通片里内疚的丈夫。

“哎呀，这么早的水仙花，”克里斯蒂说，“一定花了你不少钱吧。”她在他前面走到厅里，走进一个餐具室，或者也可能是厨房，打开灯，找了一个花瓶。她是个胖乎乎的年轻女人，已经对自己的身体自暴自弃了，除了头发。浓密的金发，是鸡尾酒女招待的风格，蓬松华丽的发型，或者是脱衣舞娘的发型，顶在一张平淡无奇的脸上。

“在那边，”她说，点头示意他去大厅那边，“名字就在门上。”

真的就在装饰着蓝鸟的名牌上。他不知道是否要敲门，然后敲了敲，打开门，叫她的名字。

她不在。橱柜关着，床很平整。床头柜上除了一盒克里奈克斯面巾纸和一杯水，其他什么也没有。没有照片或图画，也没有书或杂志。也许那些都得放到壁橱里。

他回到护士站，或者叫接待处还是别的什么名字。克里斯蒂说：“不在吗？”一副吃惊的表情，他觉得是在敷衍。

他犹豫不决，抱着花。她说：“好吧，好吧——我们把花放在这里。”她叹着气，带他沿着大厅走，好像他是第一天上学的差生，然后来到一个很大的中央区，那里有教堂一样的天花板，地上铺了地毯，阳光从巨大的天窗里透进来。一些人靠墙坐在安乐椅上，其他人坐在中间的桌子旁。人们看起来都还不错。年老——有一些老到差不多需要坐轮椅了——但是很体面。过去，格兰特和菲奥娜探访卡法先生时，看到过一些令人不安的场面。老女人下巴长着胡须，有人的暴眼像烂李子；流着口水的人，走路摇摇晃晃的人，疯狂讲话的人。现在好像最糟糕的情况已被清除了。或许使用了药物和外科手术，也许还有一些治疗畸形、语言和其他方面失禁问题的手段——这些手段甚至几年前还不存在。

不过，有一个非常忧伤的女人坐在钢琴旁边，用一根手指敲着琴键，没能弹出什么曲调。另一个女人，从咖啡壶和一堆塑料杯子后面盯着看，看起来厌倦透了。但她应该是雇员——她穿着和克里斯蒂一样的浅绿色裤子套装。

“看见了吗？”克里斯蒂轻轻地说，“你走过去和她打招呼，尽量别吓着她。记得她也许不——好了，去吧。”

他看到菲奥娜的侧面，靠一张牌桌坐着，但是没有在玩。她的脸有些浮肿，一边脸颊上松弛的肌肉掩蔽了嘴角，以前从来不是这样的。她在看坐得最近的男人玩牌。他把牌竖起来，这样，她就能看到了。当格兰特走近桌子时，她抬起头看。他们都抬头看——所有在桌上玩牌的人都抬起头看，显出不悦的样子。然后又立刻低头看自己的牌，仿佛是想避开侵扰。

但是菲奥娜笑了，还是那种局促、狡黠而迷人的歪嘴笑，她把椅子推后，转过身来向他走来，把手指放到嘴上。

“桥牌，”她小声说，“严肃得要命。他们很痴迷。”她把他拉到咖啡桌旁，闲谈起来。“我记得在大学里有一阵子也是那样。我和朋友们会逃课，坐在公共休息室里抽烟，拼命玩。其中一个人叫菲比。我不记得其他人了。”

“菲比·哈特。”格兰特说。他想象着那个平胸的、黑眼睛的小巧女孩，现在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菲奥娜和菲比，还有其他人都被笼罩在缭绕的青烟中，如女巫般专注。

“你也认识她？”菲奥娜问，朝一个面容呆滞的女人微笑。“你喝点什么，来杯茶吗？恐怕这儿的咖啡没有多少了。”

格兰特从不喝茶。

他不能伸出胳膊搂住她。她的声音和微笑，尽管和以前一样熟悉，却有某些异样，似乎她是在守卫那些玩牌的人，甚至那个管咖啡的女人，不让他靠近——同时也在守卫他，不让那些人的不悦影响他——这些都让他不可能去拥抱她。

“我给你带花了，”他说，“我想它会给你的房间增色。我去过你的房间了，但你不在。”

“是啊，我当然不在那儿，”她说，“我在这儿。”

格兰特说：“你交新朋友了。”他朝着刚才坐在她旁边的男人点点头。这时，那个男人抬头看着菲奥娜，她转过脸来，要么是因为格兰特说的话，要么是感觉到了背后的目光。

“是奥布里，”她说，“好笑的是我很多年前就认识他了。他在商店工作，就是那个我祖父经常去买东西的五金店。我们总是开玩笑，可是他没有胆量约我出去。直到最后一个周末，他带我去看球赛，但是球赛结束后，我的祖父出现了，开车接我回家。我是去那儿过暑假的，看望我的祖父母——他们住在农场上。”

“菲奥娜，我知道你祖父母住在哪里，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以前住的地方。”

“真的吗？”她问。她没有全神贯注，因为那个玩牌者在看她，用的不是恳求的眼神而是命令的眼神。他和格兰特年龄差不多，或者老一点。密而粗的白发耷在前额上，皮肤像皮革一样，但是很苍白，白里发黄，像起皱的旧山羊皮手套。他忧郁的长脸显得很有尊严，有一种强壮、气馁的老马的美。但是有了菲奥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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