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散文祖传的八仙桌

文/小语朵朵

全文共字

公元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农历六月十九。日历上赫然显示：大暑。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大暑，六月中。暑，热也。”

一大早，父亲把客厅大桌上的瓶瓶罐罐等杂物挪至一边，见状，我纳闷，今天家里要来客人吗？

大桌即是八仙桌。大桌的叫法是我们这一带的方言，犹如我们称太阳不叫太阳，叫“日头”一样。当然，这样的称呼也便于和小方桌、条桌、圆桌等作区分。

八仙桌的来历历史悠远，《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言，“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其中的“俎”，就是八仙桌的前身。当时多用于祭祀，后来发展为古代割肉的砧板，但它不同于我们现在所用的砧板，材质有木制也有青铜铸就的，大方形，两端有四足，比例均匀，形体优雅，随后发展成为厅堂的餐桌，才称为“八仙桌”。八仙桌四四方方，每方可坐两人，正好可容八人落座，犹如八仙降临，顾名“八仙桌”。

八仙桌盛行于明清，特别是在清代，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寻常百姓人家，几乎家家都有它的身影。有钱有势的用料多为金丝楠木、红木，牙板上雕龙画凤绣草。平民百姓人家，一般是柏树、榉树，还有杂树等，用料虽差，但是做工不比富贵人家的逊色。

我家的这张八仙桌，从我记事起就有了，当时是堂屋里的唯一大件。平时一般不用，靠墙放着，两侧一边摆放一把直背椅，典雅方正，犹如一尊大儒，端庄祥和。

到了过年或者家里来贵客，父亲会将它挪至堂屋中央，清水软布从桌面到牙板到马蹄腿及背面的井字形托板，一一细细擦拭，四周再摆上四条长板凳，简陋的堂屋顿显肃穆亲切。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搬了几次家，无论是到山区还是到江南，及至最后定居省城合肥，这张大桌一直伴随着我们颠簸流转。后来家中又添置了小方桌，圆桌，直到现在流行的西餐桌。但这张大桌在家庭中的地位，依然如故，不可撼动。

今天是什么日子，父亲要将大桌拾掇起来？

父亲静静地端起紫砂杯轻轻抿了一口茶，“今天天气好，准备把大桌用桐油油一遍。”顿了顿又道，“我和你哥哥说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油了。我年纪大了，估计我走了之后，你们是不会上油的。一是不会，二是没有那个耐心。”父亲的一番话，说得我倍感失落。

我学着父亲以前的样子，拿块抹布，浸水拧干，从桌面至桌腿，每一个棱角、每一个缝隙细细反复擦拭。

我一边擦拭一边问父亲大桌的由来。虽然以前也听父亲断断续续说过，但都没有上心去听。印象里，每次说起大桌的由来，父亲总是不厌其烦，目光炯炯。今天亦然。

不同的是，今天，在父亲的诉说中，我和他一起走进了往事中。

父亲说，要是说起我家的这张大桌，得从光绪年间说起。

光绪年间，我们刘姓家族中出了位武将，名曰刘克仁。“克仁”二字对不对，无从考证了，只晓得刘武将骁勇善战，深得皇帝喜爱，赐金赏银自不在话下。

刘武将是个大孝子，手中有了钱，就有了想法。一是想给列祖列宗修一个有规有模的祠堂，二是置田地以传子孙。于是他便请来了风水先生。

风水先生在刘武将家乡（当时的合肥县一带）走乡穿村，选良田，觅宝地。一日，一行人来到了郑墩。

风水先生都懂“地理五诀”。他左瞅右瞄，掐指暗算，当即对大管家说，“就是这里了，有龙脉。”

郑墩是个不大的村落，郑氏居多且当家。管家找到郑姓族长，说了买地一事。郑氏家族当时正处于衰败之际，听说有此等好事，一口答应了。

刘武将一把买下整个村庄，又在村四周置下良田数千亩。

郑氏家族卖了村庄，拿了银两迁址他乡不表。单说刘武将得到村庄后，在村中偏东北面定下祠堂位置后，便着手筹建。挑石匠选木工，北方购石，南方买木，数月之间，一座“四合院”式的祠堂就矗立起来了。祠堂坐北朝南，造型庄重，白墙灰瓦，里面雕梁画栋，松柏临风，甚是壮观。

祠堂盖好后，要请人看管，置下的千亩良田也需雇人耕种。刘武将善战，也精算。他不仅请来了本族的刘氏一帮亲戚，还请来了自己宠爱的小妾娘家贾氏一干亲戚。

刘武将请人分别在村南村北盖起了一栋栋错落有致的徽派建筑，刘氏亲戚住村南，贾氏亲戚住村北，南北村落之间修着一条东西走向、宽约三十米的青石路，意味着二姓之间既有牵连又有区别，起着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作用。

安置好一切，刘武将依旧在朝廷当他的命官。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此时村里已是人丁兴旺，鸡犬相闻，枝繁叶茂，祠堂里的松柏也蹿出了围墙。远远望去，马头墙、小青瓦在一片桃红柳绿中若隐若现，一派祥和。

然而，外面的世界却是不平静的。那时的中国，多灾多难——蛮横无理的西方列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终于，战火蔓延到了与世无争的郑墩。年，蒋介石组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亲任总司令，调集三十万大军攻打鄂豫皖。

他手下某个纵队的指挥官听密探报告说，郑墩的村子里有共产党员，且就藏身于南面村落。于是那指挥官便带着一批人马前往搜查，在搜罗无果的情况下，一怒之下，一把火错烧了北村，将北村贾氏住房焚烧殆尽。后得知烧错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将南村刘氏住房置于火海。

一时起，叠翠掩映的村庄狼烟滚滚，火光映天，噼啪之声不绝于耳。村民抱子牵羊撵鸡，四散逃离，昔日的白墙灰瓦在一天的时间就化为瓦砾。

侥幸的是，他们没有动祠堂的一草一木。

且说住在异乡的刘武将得知家园被毁，急速连夜赶回了家乡。看看为其耕作半生的族人，想想动乱不宁的国家，他下了一个天大的决心：祠堂不要了，归大家所有，里面的东西能分的分，能卖的卖。祠堂里那一棵棵耸立的松柏，谁有本事砍走就归谁。

这时候，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凭着一身的力气，硬是砍下了一棵直径四五十公分的柏树。

面对硕大的松柏，父亲的爷爷，我的曾爷爷，请来了乡里手艺最好的木工师傅，吩咐打一张大桌。木匠师傅携着工具家什，带着徒弟用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打造了全村最牢固最考究的大桌，也就是现在的这张八仙桌。

说它牢固，后面有叙，此处不再啰嗦。说它考究，自然是指做工，卯榫结构，自不必说。整张桌面看不到一个榫头，父亲说，看到榫头是八仙桌的大忌——桌面上若有榫头，在人落座后，榫头正好对着人的喉咙，从风水上来说，极为不利。桌面下为束腰结构，流线造型，增添了美观，四周的牙板，配上简单的中式竖格，上下人字形的镶嵌，彰显出做工的细致。落地的桌腿也不是简单的直筒式，而是略带收敛的马蹄腿。整体造型美观大方，无论是靠墙放置，还是摆在屋中央，都不失端庄典雅。

好了，大桌做好了。

大桌做好了，却迎来了它人生中的第一个厄运。

年，日本大举侵略我国。地处中原地带的郑墩也未能幸免。爷爷听外村跑反的人说，小日本见人杀头，见桌砍腿。他们容不得中国人，也见不得中国大方桌的腿比他们榻榻米上的小桌子腿长。

日本人眼见着要来了，人是肯定要跑的。作为家里的一个大件，大桌虽比人还多两条腿可它不会跑，不会跑就要面临被砍腿的命运，怎么办，家里人商议后，干脆沉入水塘。于是，在水塘摸到一个水深处，将大桌沉入塘底，上面用大石压住。

待跑反结束回家，从水塘里捞出大桌，除了被水浸透外，安然无恙。爷爷给它重新抹上桐油，晾干后，大桌恢复了往日的风采。

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举国欢庆。村里整天敲锣击鼓准备庆典，要演出，演出需要舞台。舞台怎么搭，有人出主意了，用大桌啊，反正家家都有，挑几个一般高矮、做工密实的大桌拼接起来，再铺上红绸布，上天安门广场去演出也没有问题！

那时候人的觉悟高，凡是村里有大桌的人家都兴高采烈地主动搬出家里的大桌供挑选。这时，我家的大桌迎来了它人生的第一个辉煌。

负责演出的队长看到我家的大桌，眼睛一亮，双手分别按住两个桌角，用力摇摆，桌子纹丝不动。队长大手一挥，抬走！于是，我家的大桌在邻人羡慕的眼光中被抬到了舞台最中央。

才十来岁的父亲此刻沉浸在全村的欢愉中，不知道这份荣誉。我爷爷我奶奶高兴啊，他们庆幸这张大桌派上了大用场。

几天演出下来，桌子又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在后来的日子里，从我记事起，就不时听奶奶和来客说，我家这张大桌子，那年演出，多少人在上面跳啊，蹦啊，都没有压坏，步实得很呢，奶奶的言语中透着骄傲。

真正让八仙桌有肌肤之伤的是年开始的“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那几年。

那时候，全村人吃食堂，不准私自开伙。各家各户作为餐桌的八仙桌都被抬到了大食堂，有的做货架，有的做锅架，大部分沦为砧板。我家的八仙桌最步实，这下可就遭了殃。

红案白案师傅都喜欢它。

白案师傅几十斤的面团放在上面左揉右捶，大桌不吱一声。面揉好了，师傅顺便切成馒头状，手起刀落，随着一声声刀刃碰击桌面的声音，原本无瑕的桌面上立即留下一道道伤痕。

红案师傅十几斤的猪肉放在上面，咔嚓咔嚓，切成块；咚咚咚咚，剁成馅。师傅手法娴熟程度不亚于镇关西，大桌也不怨一句，可在一旁排队等待打饭的我奶奶心疼了，“大兄弟，这是我家大桌，你下手轻点可照？”师傅不好意思咧嘴一笑，露出一口大黄牙，“照、照，大婶子，我轻毫。”

大跃进结束了，八仙桌虽带着累累伤痕回到了家中厅堂，却从此结束了它多舛的命运。

爷爷奶奶走后，八仙桌传到了父亲手中。

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家不管搬迁到哪里，都始终把它带在身边。

夏日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依然咄咄逼人。窗户旁，父亲用细毛刷蘸着金黄色的桐油，一刷一刷细致地刷在桌面上。父亲边刷边指着桌面上的伤痕对我说，“桌面上一排排近似平行的痕迹是切馒头留下的；短而杂乱的痕迹是剁馅留下的；又深又粗的痕迹是剁排骨留下的……”

我留意到，在有伤痕的地方，父亲手中的毛刷情不自禁地轻轻停留片刻，柔软的刷子掠过黝黑的伤痕，犹如春风拂水。

“得好好留着。”父亲一直重复着这句话。是啊，这张大桌是家传的唯一大件，它不仅记载了主人的记忆，同时也承载了历史的变迁。

确实得好好留着。我在心底暗暗许下了一个无声的但却无比坚定的愿。

#农村#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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