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人只要笑,就没有输百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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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要笑，就没有输。黄永玉的存在，证明了一个不会磨灭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于苦。

文｜李斐然

编辑｜槐杨

摄影｜尹夕远（除特殊标记外）

我就揍他

黄永玉是中国最后一个侠客，这句话差一点就成真了。老家院子里有一个打拳的道场，他5岁在这里拜师学功夫，从小逃学，打过老师，打过恶霸，打过警察，上课熟读《江湖奇侠传》。12岁那年，他站在沙包架子底下做了决定——湘西汉子黄永玉，这辈子要当侠客，浪迹天涯。

然而，人生在想当侠客那天下午拐了弯。妈妈突然宣布，家里孩子太多，他得离开这个家，打包行李，明天就走。这是一个母亲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时代的宿命。家族败落，父母失业，跟随父亲离家，几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后来投奔叔叔，中学打架退了学，他和家人失去联系，开始流浪。

现在的他是一个画家、作家、诗人、雕塑家、偶尔的菜谱创作者和长期的拳击爱好者。他平生最讨厌的一个词叫做「历史必然性」，被他称为「屁咧的历史必然性」。最好的证据就是他自己，以下两份迥然不同的人生履历都属于黄永玉：

黄永玉，湖南凤凰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院院士，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三次获得意大利政府官方授勋，其中包括最高等级的大十字骑士勋章。代表作包括木刻作品《春潮》《阿诗玛》、水墨画作品《墨荷》《天问》、毛主席纪念堂巨幅壁画《祖国大地》，还有很多无从归类的作品，共和国第一张生肖邮票猴票、湘泉酒和酒鬼酒瓶的设计、电影《苦恋》的人物原型。

黄永玉，湘西流浪汉，爱好打架、逃学、偷吃爸爸做的鹌鹑脑壳，初中留级5次，因打人退学，烧过瓷器，做过棺材，在小学、中学、大学当过老师，抗战期间在战地服务团画过海报，在香港写过电影剧本，打猎、做烟斗，60多岁在动物园门口制服了三个抢劫的小伙子。80岁时说自己还是想组织一个侠客队伍，劫富济贫，伸张正义，「比打官司解决问题好」。

出生于年的黄永玉是另一部中国百年史，教科书里不写的那种。他是中国最擅长打架的画家，中央美术学院唯一一个最高学历小学毕业的教授，中文公开作品中出现「他妈的」「混蛋」「杂种」「小兔崽子」词频最高的艺术家。他说自己没有学历，所以不相信书本上的历史分期，他只认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新时代，一个是旧时代。让人平安快乐的日子叫做新时代，让人挨饿害怕的时候叫做旧时代，「毋论唐汉，毋论纪年」。

黄永玉相信古老的中国道理，相信因果，重视情义，讲究礼尚往来、知恩图报，他靠具体的生活经验活着，任何后天学的理念、主义都没有大于这种质朴的人生法则。他这辈子只在吃牛肉的时候喊过万岁，见最高领袖说的是「祝你健康」。直到今天，他骨子里依然活得像百年前的侠客，按照江湖规矩过日子，待朋友赤诚，见长辈谦卑，和三教九流交朋友，佩服有本事的，敬畏有学问的，搭救落难的，只有一种人他不来往，「害我是不行的」，这是闯江湖的底线问题，「我就揍他」。

再有两个月，黄永玉就要99岁了，该有老人模样了，可他没有。他的画室门口挂了一个拳击沙袋，写作的桌上依次摆着一支钢笔，一叠草稿纸，还有一把匕首。他每天早起画画，中午写作，下午见朋友，晚饭后窝进沙发里，抱着一只小猫，看电视上的拳击比赛。

《人物》在过去一年采访了这位老人，记录了一个人即将到来的99岁。这一年的最大感受是，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他有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大于时代，大于命运，大于痛苦，大到足以让他扭转结局，把悲剧写成喜剧，把苦变成笑话。黄永玉做梦遇到鬼，从来都是他追着鬼跑，吓得鬼到处躲。他的梦想是有一天把鬼捉住，挠他痒痒，看看鬼会不会笑。这样的黄永玉没有同类，他是一个会画画的齐天大圣，一个偶尔参加组织生活的孙悟空。

认识之初，黄永玉给了我一张他自己印的名片。他听人说名片是身份的象征，头衔越大权力越大，他不服气。他的名片上没有电话，没有单位，没有官职，只有一个他自创的头衔：

黄永玉

享受国家收费厕所免费待遇

（港、澳、台暂不通用）

其实他本可以有很多真的头衔，但他愿意出名，乐意挣钱，唯独不想当领导。他不会喝酒，讨厌开会，痛恨人打牌和麻将，开大会上台发言，他把「四个现代化」讲成了「三个现代化」。退休之后，晚辈想给他申请一项国家级荣誉身份，他当场回绝，并狠狠训了他。有人想给他搞一个「黄永玉画派」，他把人从国外千里迢迢叫回来，骂他没出息，「狼才需要结党」，而黄永玉认为自己是狮子，狮子干自己的事，一个人也能称王。

和这样的黄永玉聊天是一场绝对自由的愉快旅行。我们听不同版本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打赌一场拳击比赛里谁会赢，听着Beatles讨论《世说新语》，研究蜘蛛的活法。那段时间他在准备一幅新画，一只小小的黑蜘蛛捕住了一只折翼的蝴蝶，画名《价值的判断》。黄永玉动笔前除了要准备颜料和画纸，还要解答问题：蜘蛛那么小，却可以吃掉蝴蝶、捕住麻雀，战胜远大于自己的对手，它到底是怎么赢的？

画家的答案是时间，「蜘蛛不是靠进攻战胜对手的，打是打不过的，它有耐心，等。造一张密密的网，等待猎物落网，用网束缚它，用毒针刺它，等对手耗尽力气了再去降服。」这个结论让我们都笑了：原来蜘蛛还懂《孙子兵法》呢，知道强敌是不可战胜的，胜的唯一方法是躲起来活着，等敌人自行灭亡。

有时候，我们也讨论恐惧。我告诉他，我最大的恐惧是苦会再来。他让我记住两句话：第一句是，历史不会重现，因为改变往往会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样子发生；第二句是，一切都会过去，「你要记住，任何苦都会灭亡，只是这件事有个时间问题。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但你可以，你要好好活着，好好吃饭，做好自己的事，活到那一天。这个过程你可能会遇到难处，遇到很多荒谬和可笑……你就把它当作一种观察，人还能这样呢？还能有这样的事呢？你要把它们当成笑话记住，等到将来写出来，讲给人们听，日子过去是这样的呢，多有意思！」

黄永玉不思考「为什么」，人为何作恶，恨从何而来，江湖人不琢磨这些，人心险恶，是非多变，这本就是江湖底色。黄永玉信奉的是一种打架的哲学：不必分析拳头为何挥过来，重点在于应对，见招拆招，把命活下来。在每个难关都想办法笑，把痛苦熬成笑话，这就是他的活法，一种笑的方法论。

小时候放学回家，他围观弟弟打架，局面一度激烈胶着，弟弟挨了不少拳脚。事实上，打架从来都是这样，挨一拳，回一脚，一边受伤，一边求胜。最后弟弟打到满脸伤，终于赢了，把对手死死压在地上，可他不知道为什么，赢了还在抡拳，一边打一边哭。讲到这里，黄永玉出场，故事终于变成了笑话——哥哥拉开难过的弟弟，小声传授给他胜者的规矩：「打赢的人不哭。」

这是黄永玉的笑话，或许，也是他的信念。黄永玉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笑到最后」的人，他的人生或许是一种提醒：不管你遇到了什么，只要活下去，眼前经历的一切困顿、绝望、无可扭转的败局，都会在活到99岁的时候变成笑话。人只要笑，就没有输。黄永玉的存在证明了一项不会磨灭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于苦。

来的是谁

见黄永玉只要带着耳朵就行了，他准备了很多热闹等着你。第一次见面那天，他刚刚交上自己连载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最新一章，从书房扶着助步器走出来。黄永玉忙得很。客厅柜子上压着一幅颜料还没干的新画，桌上的草稿纸有一首还在圈圈改改的新诗，沙发边的书摞成小山，最上面那本中间夹着纸巾做的书签，读了一半。他谈的每句话都有典故，像一堂眼花缭乱的历史课。看到墙上那幅小像吗？那是周令钊画的二十三岁的黄永玉，现在这幅画叫《小鲜肉》。今晚吃的这种葱是王世襄的做法，还有餐桌旁的那幅屈原的《九歌》，注意看落款：从文时年整八十岁。

黄永玉人生三大爱好依次是读书，打架，侃大山。过去腿脚还能跑的时候，他闲下来最爱骑个小摩托逛潘家园市场，往热闹人堆里扎。他喜欢买东西，可他不会讲价，整天兴高采烈地往家里搬一堆上当受骗的证据：虚高价的花瓶，缺一只眼睛的画眉鸟，名不副实的老字画。来子是他的年轻朋友，到家里看望他，进屋一看都是陌生面孔，坐他家里喝茶、看画、侃大山，每人手里一根他的雪茄。热热闹闹招待了一下午，把人送走了才知道，全是下午在官园买鸟认识的路人。

「你认识他们？」

「不认识。」

「那他们来干嘛？」

「好玩！」

后来摔倒受伤，聊天升级为一个老人最大的娱乐。高兴起来有时候说粤语，有时候说凤凰话，他还会说很流利的闽南语和从星期一数到星期天的英语，这都是流浪时学会的语言技能。其他的语种他只会一两个单词，比如日语会说鸡蛋（tamago），因为讲笑话的时候用得上，「他妈的」。

历史在他的讲述里变成一个个具体的笑话。齐白石招待客人的点心是放了多年的月饼，李可染练字把垫在下面的毯子都练出一个坑，毛主席纪念堂一进门的壁画是他画的《祖国大地》，草稿是在废稿纸上画的。当时出了几个方案都不通过，最后找到黄永玉，黄永玉就随手捡了别人的稿纸，在背面画了大河山川，寓意「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他喜欢讲述家乡的故事，湘西的水、湖、山，还有表叔沈从文。小时候在老家只见过一面，流浪的时候没有联系，他刻木刻，表叔在一本诗集里看到插画，找到了他。表叔总是不慌不忙，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笑的眼睛。新中国成立后，表叔写信劝他北上，他带着妻子和七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搬来北京，到中央美术学院当老师。一见面大家都笑了，那是北京的二月份，一对南方长大的年轻父母也对北方毫无概念，没给孩子穿袜子。他们后来笑话自己和北方的格格不入，大概是湘西人的特点。

黄永玉与表叔沈从文

还有一类喜欢讲的故事是在美院的经历。黄永玉一家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住了好长时间，这里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工宿舍，那时候，住了一院子画家，包括齐白石的两名弟子李可染和李苦禅，还有画了《开国大典》的油画家董希文。大雅宝的孩子们管他叫黄叔叔。其他爸爸教孩子写生、素描、调颜色，只有黄叔叔陪孩子们玩，斗蛐蛐，舞狮子，举着小旗子带全院二三十个孩子去动物园。

黄大刚是黄苗子的小儿子，小时候跟着父亲去黄永玉家做客，大人们总是聚会，一起看黄永玉画画，一起讨论他当时听不懂的艺术问题，拉奥孔为什么用极致的美表达悲剧，罗丹的《地狱之门》跟现实相比还是肤浅了。不过他记住的是黄永玉和孩子们的聚会，胡同里的男孩子们都围着黄永玉，挨个跟他学招式。黄大刚也被拉着学了两招，理由是马上开学了，会打架才能好好上学。黄永玉到学校开家长会，儿子上学打了架，他见面第一句话是：「打赢了没？」

那时候聚会的还有汪曾祺，他总是一个人来家里吃饭。家里留着绳子系着的豆腐干，是给汪曾祺下酒吃的。孩子们也都知道，好吃的要等汪伯伯来了才能吃。黄永玉给汪曾祺打电话，叫他到家里吃饭，接电话的人告诉他，汪曾祺现在正被打成右派，黄永玉还是同一句，让他来家里吃饭。但是，汪曾祺的故事只能讲到这里，再往后讲，黄永玉就会摆摆手，「不说了。」

晚上九点半，客人们和黄永玉告别。他已经没法站起来送他们了，只能远远招招手。房间里安静下来，小猫定点跳上沙发，窝在他旁边，跟他一起看晚上的拳击比赛。关上电视，他有时候直接睡觉，有时候还要自己再写一会儿文章。书桌前只剩下了一个老人，和翻滚了一下午的回忆。

往事给他一种复杂的感受，里面有很多感情，又有很多情感的淤泥。故事里有很多他想不明白的地方，到现在也懵懵懂懂，比如命运。沈从文刚发现黄永玉的时候，为他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传奇的本事》，里面预言了他在黄永玉身上看到的命运，「由强执、自信、有意的阻隔及永远的天真，共同作成一种无可避免悲剧性的将来」。

沈从文当时写，这是他们共同的命运。黄永玉不理解这份悲观，那时候更容易感受到的是新时代的快乐，他在天安门看游行，哭得眼睛看不见路，街上见到穿制服的警察，都觉得像解放军一样亲切，会上去跟人握手。他将喜悦刻在了自己的作品里，木刻画里的革命者像天使一样，可以飞起来。表叔劝他北上的时候，他也没有察觉到表叔刚刚经历了一场自杀未遂的绝望。每次见到沈从文，他看到的都是一个老人的从容，日子的确辛苦，住在小房子里，吃穿用度都很拮据，但他总是用微笑，用沉默应对一切。年的晚上，沈从文依然在听贝多芬。

然而渐渐的，他的生活里也开始加入了新的感受，从喜悦开始，困惑、矛盾、愤怒、恐惧，还有一味藤黄。这是一种用来画花蕊的颜色，也是一味致命的毒剂。最绝望的时候，黄永玉说，不如煮锅牛肉，放了藤黄，吃下去，人生就不再苦了。

女儿走过来，小声地说：「爸爸，你别自杀，我没进过孤儿院啊，怎么办？」

黄永玉开始说另一句话，「死前面，还有好多路。」

复杂的情绪淤积在一个老人身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以下简称《无愁河》），喜悦、痛苦、悲伤、希望，所有情绪在同一部作品里共存。他喜欢写《无愁河》，一开始写的时候在房间里哈哈大笑，吓得女儿跑去看望他，后来边写边感慨，七八十年前的事情，有的记得很清楚，有的变得完全模糊，最近，写《无愁河》越来越难受，女儿给他测血氧，写到往事的时候，血氧值一直往下掉。后来，黄永玉生病入院，出院后发现，小说没法交稿了。《无愁河》写的是自己的经历，刚刚发表的章节写完了自己流浪的日子，再动笔，黄永玉就要携家带口上北京了。恰恰在这个关口，故事写不下去了。

写不下去的时候，黄永玉就去画画。画是黄永玉的情感表达，所有情绪都泼洒在画纸上。他的画里装着赤诚的喜悦，天真的希望，有时候恨也会突然而来。荷花在初生的太阳下盛开，背后的一池墨色，映衬着荷花红得炽烈。黄永玉喜欢画花，花是最自由的自我表达，想开就开，想败就败，不用服从任何命令。

落笔的时候，淤积在心里的情感同时释放，里面有一个激烈的黄永玉，脾气急，性子刚烈，有江湖匪气，想要打架，要报仇，要动手。但在这样的时候，另一些平静的力量也会出现。最常浮现的是一个回忆，黄永玉在胡同里远远见到了沈从文，两个人像陌生人一样，谁也不打招呼，迎面走过来，只在错身而过的几秒钟里，表叔突然开了口，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平静地留下一句老人的叮嘱：「要从容。」

星星在黑暗之中

黄永玉打算在岁那一年办一场百岁画展，全用新画。为了这件事，他每天早起勤奋地画画。

这样的画展他已经办过两次了，八十画展、九十画展，每一次展览也都是用近10年间的新画。王明明是北京画院前任院长，小时候跟黑蛮黑妮兄妹俩一起参加绘画比赛，他有时候管黄永玉叫老爷子，有时候叫他黄叔叔，直到他也成为画家，今天也到了70岁，才明白黄叔叔画画的独特之处。

「我分析了很多前辈画家，晚年都是画不准的。黄胄60多岁的时候就不能站着画画了，身体不好，都在案子上画，画的透视角度都不对，画的人都偏了。程十发70多岁的时候，连画变形的东西也画不准了。齐白石衰年变法，可真正晚年90多岁的时候也是不灵的，最后的作品他已经糊涂了，但他还在画。」王明明说。「黄老挑战了人生年岁的一个极限，他画那么大的白描，还能够画那么精细，那么准确，他给美术界创造了一个奇迹。现在的画是他的人生境界。」

黄永玉打草稿

百岁画展有一幅尚未公开的作品，画了一只孤雁。黄永玉的题款像是一句说给自己听的提问，「雁啊雁，你为什么留下来？」

他最近出了一本诗集，里面是自己一辈子的诗，他给每一首诗配了插画。其中一首叫做《被剥了皮的胜利者》，「这是我的自画像。」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希腊神话故事，主人公是一个爱唱歌的小牧童，大家都喜欢听小牧童唱歌，阿波罗知道了，要和小牧童比赛。小牧童答应了，他忘记了，他的对手是神，阿波罗不能输。小牧童的歌声打动了人心，可是他被判定输了，失败者被剥了皮，但苏醒过来，还在唱着歌。

香港导演杨凡第一次看到黄永玉的画，「我的眼睛突然间好像打开了另外一道门」。那是年，他从香港第一次到广州看黄永玉的画展。「那个时候『文革』刚刚过去，所有东西都一片灰暗，你看见他的那个彩色，荷花、樱花、所有的花，就等于是百花齐放，所有的颜色都出来了！我就很惊讶，一个中国画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西洋色彩在里面。」

「黄永玉的艺术，完全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甭管什么时期，反右时期、『文革』时期，他都保留了自己的个性。怎么样的变化都没有把他最根本的东西磨灭掉。你看其他的，有些东西不行，那么我就隐逸了，可是黄永玉属于不信邪的。有些东西不行，我给你改过来，就算我改不过来，你过你的，我过我的，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

「黄永玉是一个无法归类的人，哪个画派他都不是，他就是他自己。一直在江湖上闯荡，最后归到美术学院，他也根本没按美术学院那个套路进行创造。什么都没有拴住黄永玉，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他的艺术成就就像一棵大树似的，树形非常大，有些枝子不见得好看，但是它长成了这样大的树，别人几乎没有过。」王明明说。

黄永玉至今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作品，他没数过，也不记得。只是每天干活，创作各种各样的作品，他前半生刻木刻，七十年代画水墨，八十年代画线描，九十年代在意大利开始画油画和雕塑，回国后他做过陶瓷，画紫砂壶，与此同时，他还在每年写诗、写散文、写小说。给儿子写信说，自己的半辈子是一刀一刀地铲，「文革」以后，一笔一笔在画，后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写。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年在校尉营美院宿舍，黄永玉正在刻「繁花」受访者供图

也正因此，他有很多被人遗忘的作品。雷锋最知名的肖像是一张木刻版画，它自发表之后作为宣传被广泛转载使用，但很少人知道它的作者就是黄永玉。他最大的作品应该是毛主席纪念堂的壁画《祖国大地》。这幅绒绣壁画宽24米，高7米，但进入这里的观众很少会专门注意壁画，更难像欣赏作品一样品读创作用心。

在黄永玉家里还有另一个小牧童，和另一种被遗忘的作品。张梅溪曾经是儿童文学作家，但几十年间，她没法写作，承担起很多具体的生活。他们的小房间没有水龙头，她每天拎着桶出去打水、做饭、洗衣服，把针管煮在锅里消毒，定点去给沈从文打针。她喜欢唱歌，喜欢花，喜欢漂漂亮亮的东西。张梅溪最喜欢下雨天，黄黑妮记得，每个雨天都像个节日，这个南方来的妈妈带着孩子上街，去稻香村买二两排叉，一起吃甜甜的点心，一起踩水，一起庆祝一个下雨天。

女儿黄黑妮说，那时候总感觉父母好像跟这个世界脱节。他们明明知道外面的混乱，全家还是要一起穿得漂漂亮亮地上街。他们好像也不懂得忧愁，周末晚上给孩子们一块糖，两个人手牵手去大会堂跳舞，他们像年轻人谈恋爱那样，每个星期都要约会，一起看电影。自她有记忆的时候，家里一直有花，妈妈总是在家里唱歌，外面的日子很动荡，但只要回到家，就觉得每一天不管怎么样都是很好的。

难过在这个家里只存活很短暂的时间。沈从文去看望黄永玉，土渣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墙壁上也是脱落的砖石，房间没有窗户，白天也昏暗无光，黄永玉就在墙上画了一个窗户，画里的窗外是盛开的鲜花。张梅溪从外面拎水回家，北京的冬天太冷了，拎回来时水已经冻成冰，根本没法用，她却依然开心，点一支蜡烛，把冰反扣过来，一家人兴奋地围着它笑，「看，冰灯！」

年，黄永玉一家和小猫大白，各有各的喜悦受访者供图

漫长的几十年间，这对年轻父母都没有代表作，但他们在共同创作一个作品。黄黑蛮今年70岁了，他记住的童年时代是那时候的书、音乐和电影，「你读过《孤筏横渡太平洋》（注：现译名《孤筏重洋》）吗？就是那时候刚译出来，特好看，你一定要看！还有《人·岁月·生活》，爱伦堡的，写得太好了，我们都爱看。那时候Beatles出的专辑，我找来给我爸听，特别好……」后来女儿从香港给家里带回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那些歌，黄永玉把磁带藏在家里。把门锁好，关上窗户，一家人竖着耳朵听。他们最喜欢的一首歌叫做《忧愁河上的桥》（Bridgeovertroubledwater）。

这个作品也留在了学生身上。画家广军是黄永玉在美院的学生，直到今天，他都记得黄永玉教给他的一句话。那是年，毕业创作到林区「体验生活」之前，黄永玉告诉他：「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到时候你就想，嘿，这么难的事让我碰到了，这多有意思！你看我怎么把它解决了！记住，一定要这样想。」

黄黑蛮推荐的那些书讲了许多不同时间、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故事，但它们的内核却是共同的主题——世界简单至极，星星在黑暗之中。

这是与表叔沈从文一致的脉络。发现黄永玉的时候，沈从文在文章里对黄永玉的命运有一个悲剧的预言，他的个性在一个时代将被视为个性鲜明，在另一个时代就会格格不入。不过，他也写下了应对方法：

「不妨勇敢地活下去，不必求熟习世故哲学，不必八面玲珑来取得成功，毫无顾忌地接受挫折，不用作得失考虑，也不必作无效果的自救。」

这是沈从文50岁的时候留下的经验，黄永玉后来的写作、木刻、绘画、雕塑，一切的人生抉择都践行着这个统一的规则。小说讲究起承转合，他的文章如流水，从不写大纲，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几百万字里连一个「但是」都没用过；国画讲究用墨，他直接拿丝瓜瓤刷颜色，最亮的白色不是调色调出来的，用的是修正液。「文革」时候，造反派问他怎么把浪花画出动态，他的答案是拿一块抹布，蘸上颜色后卷起来一抹就行。写作技巧、笔墨讲究，他并不是不知道规矩的存在，但是他不在乎，黄永玉的作品里，每一根线条都叫黄永玉，横七竖八地肆意活着，它们是一种新的规矩：我管它呢！

年，黄永玉和沈从文一起回家乡凤凰。沈从文住在舅舅的老屋，对着山喝豆浆。两个人在吉首大学作讲座。沈从文先上台讲，他说自己毫无成就，算不得什么作家，也算不得什么考古学家，是一个「假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天赋是「穿单衣过冬不怕冷」，什么坚强也说不上的。「我有一个习惯，我向前走了，我就不回头」。第二个讲话的是黄永玉，黄永玉摆摆手，「手艺人，不会讲」。

这一年，沈从文80岁，黄永玉58岁。下着雨的春天，黄永玉找来朋友一起听湘剧高腔《白兔记》，主角李三娘出场，唢呐一响，院子里的几个老人都哭了，因为唱的是，「不信芳春厌老人。」

这是沈从文最后一次返乡，5年后，沈从文去世。在人生的最后，他修改了自己的预言。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修订版里，他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一切不出所料」，而关于黄永玉的悲剧预言是「一切近于过虑」。临终病榻前，黄永玉听他跟后辈讲道理，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别的，时间和历史会把它打发走的……」

钱，热闹，江湖

评论黄永玉的画常见的关键词有：好玩、新奇、大胆、鲜艳，不过艺术最受欢迎的成就或许是——有钱。

黄永玉并不讨厌穷，流浪时穷得叮当响，他也过得很快乐。但他同样喜欢挣钱，他的很多快乐也需要钱来实现，他喜欢请朋友吃饭，喜欢给张梅溪买新衣服，很多新鲜玩意他也想要，五十年代就有唱机，七十年代末能穿牛仔裤，他的工作室还有数不尽的新书和唱片，这些快乐都需要钱。这个问题年轻时好办，他有使不完的力气，工资花光了，他就熬夜加班刻木刻，挣稿费继续花。后来回到多年前生活的香港，黄永玉从早到晚闷在工作室干活，不再有力气刻木头了，那就画画。香港喜欢色彩鲜艳的画，那就画得五彩缤纷。香港人喜欢买大画，越大越值钱，那就画大画，越画越大。

荣宝斋艺术总监雷振方在香港见到了90年代的黄永玉，一个将近70岁的勤奋新画家。这时期他画了很多作品，最著名的作品是《山鬼》，迥异于此前的作品，用色大胆，画幅巨大。它们给人的冲击感很强，产生了一种对国画的颠覆性认识：画还可以这样画吗？

更多大胆的作品署名黄永玉出现了。家里的小猴死了，他把小猴画在了共和国第一张生肖邮票上，最初面值8分钱，后来成为邮票史上价格最高的作品，一度实现「一枚猴票一辆车，一版猴票一套房」。家乡的酒厂找他出主意，他拿猴票挣来的稿费给他们出了酒瓶的设计方案，后来最出名的一款酒就是红极一时的「酒鬼酒」。

金钱、声名、艺术、人情，在黄永玉身上是混沌的边界。这位艺术家勤奋地画画，但他也真诚地喜欢钱，喜欢大宝石，喜欢最新的跑车。成为他的朋友其中一项标志是，他会热情地拉着你去书房参观他的宝贝。拉开抽屉，里面是一枚红宝石戒指、一个手表，还有一沓写着「黄永玉收」的信封，那是每一次作品发表后寄来的稿费，全是现金。但他的快乐仅限于展示，关上抽屉，黄永玉还是黄永玉，穿70年前买的风衣，用小木匠给他做的木刻刀，喜欢吃女儿做的腌黄瓜。

这份混沌的顶峰是万荷堂。这是从诞生就充满了江湖色彩的名利场。年，黄永玉再次回到北京。在此之前，他用画画挣的钱，天涯海角买房子，老家的、中国香港的、意大利的。这次他不想买了，他要自己盖房子。

于是，黄永玉以黄永玉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建筑。他告诉我，万荷堂是他自己设计的，最初的蓝图也是他自己画的。我找到了这份蓝图，是一个画在卷尺包装盒背后的涂鸦。负责盖房子的柳运宠至今记得接到任务时的痛苦，「就巴掌大的纸盒」，黄永玉的要求不容置疑，「就盖这个房子」。

最终落成的万荷堂占地8亩，里面有一个12米宽的大画室，3亩的荷塘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荷花，院子一角装下过一整个戏班子演出，另一角可以同时招待人聚会，厨房的烤炉烤过全羊，烤过鹿，旁边的停车场依次停着不同款式的跑车，他的另一个交通工具停在画室门口，是一架德国运回来的马车，黄永玉偶尔会赶着马坐马车转转。

万荷堂有以下特征：自由、烧钱、三教九流。其中自由是最要紧的，艺术家在这栋建筑里追求无拘无束，荷塘里的花不允许修剪，野草不准拔，院子里的狗也不拴绳，想怎么跑就怎么跑。荷塘院子里的房子不允许使用一根钉子，一切都要按最自然的方式来，树长成什么样，盖房子时就用什么样。唯一抗议这种自由的是施工队。工头一次次跟黄永玉吵架，他们用经验跟他讲道理，盖房子不能追求纯天然，砍下来的树没有标准尺寸的，一头大一头小，拿它们当大梁，房子会塌。

黄永玉在万荷堂有自己的规矩。他养了一院子的狗，其中有两只，一只叫科学，一只叫民主。在这里，卖画不讲价，讲价放狗。

「他有他霸气的一面，一般画家不好意思谈钱，但他就是大方地告诉你，你不能少给了他。」王明明说。「他接触的人多了，这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别人，我不缺钱，我那边开一个劳斯莱斯，你就不能把钱拿少了去买我的画，明白吗？对着这些世俗的人，他只能是这样。他知道怎么对付不同的人，对很多老朋友，他绝对是真情的，作品里也没有任何金钱。这是他的智慧。」

这里见证了北京城21世纪初最鼎盛的热闹。黄永玉喜欢聚会，万荷堂进进出出不同身份的人，画家、官员、商人、学者、厨师、服务员、戏班子、舞狮队、弦乐队……王明明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人，黄永玉送给他的字是「举重若轻」。采访全程，他只在回忆万荷堂盛况的时候扛不住了：「在万荷堂上百人来了，一坐一下午，我去我真闹心。」

「像咱们觉得这么多人，心里头一两天都乱糟糟的，可他高兴。黄老做人，能放能收。他高兴完了，热闹完了，第二天早上还是做自己的事儿，什么都没耽误，马上沉下来，第二天还是照样写，照样画，我觉得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大家看他光鲜，但没看他用功，艺术上没有过那一关，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到达那个境界。他刻骨铭心地记住，但又没变成负担。」王明明说。

许多作品都是在热闹之后的第二天画出来的。他的画室有一架升降机，巨幅画布钉在墙上，他常常从早到晚对着一面墙画画。他喜欢上了画大画，画室最高容得下5米的画布，他就有了越来越多5米高的作品，5米高的荷花，5米高的荷塘，5米高的《春江花月夜》。

万荷堂里的黄永玉是一个艺术家最复杂的时刻——十分艺术，十分江湖，十分黄永玉。他只请过「文革」期间给他送花的花匠给画展剪彩，从此以后画展没有剪彩仪式，八十画展请柬上还标注着「恳辞花篮」。作家北岛办杂志筹不到钱，在黄永玉家做客的时候谈了自己如何碰壁，黄永玉转身去房间拿了一幅刚画好的画给他，让他拿去卖钱。这样的他也受过骗，给家乡捐赠，给酒厂做设计，捐钱修建学校，钱没了，事没办好。他生气，画画，骂人，然后忘了，继续上当受骗。

万荷堂最热闹的地方曾经是门口的亭子，取名「侃亭」，父老乡亲都能来这里跟他闲聊，海阔天空，侃侃而谈。这种人际乌托邦只短暂存在于没人认出他的那段时间，后来知道了住这儿的老头儿是黄永玉，万荷堂就开始隔三差五遭小偷，偷他的画，偷他的摆设，最后偷走了他给侃亭题名的匾。后来黄永玉发了狠，把「侃亭」两个字刻在大石头上。他很得意地告诉我，再也没有人能偷走他的字了。在万荷堂门口，我见到了没了匾的侃亭，的确没人能偷走他的作品了，只是在黄永玉的刻字旁边，多了一堆陌生人的署名——「×××到此一游」。

他也知道，自己的画不再只是一种艺术表达。现在见了老朋友，想念至极，想送他画，有时候刚答应了送一幅，颜色还没调好，站旁边等着画的老朋友就开口了，「哎呀，我家是两个孩子。」

80岁那年，他改写了孔子的话，「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脸皮太厚刀枪不入。」到了90岁，三米的长卷上是他的感慨：「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两个老头儿

黄永玉在新年画了一幅画，画好了撕，撕了再画，来来回回五次了。他请了很多人看，每次得到的都是赞美，只有他不同意，颜色不好，比例不好，细节不好。他找不到艺术上势均力敌的朋友给他提意见，画纸前只剩下老人自己做判断，一个人在画前摇头，不好，还不够好。

以前，他的第一个读者通常是张梅溪，夜里刻完木刻，两个人泡咖啡，边吃点心边看作品。接下来，他会邀请朋友们来家里看画，给他出主意，老朋友故去，这个名单越来越短。

名单上曾经还有汪曾祺，刻《海边的故事》的时候，汪曾祺看了不满意，黄永玉把里面的翘脚小男孩来来回回改了五遍。但他很早就从名单上消失了。

年，汪曾祺去世。那时候，黄永玉旅居意大利，女儿跑上楼，「汪伯伯去世了！」他没哭，也没说话。后来出书，写了他所有的老朋友，唯独没有汪曾祺。作家李辉问他为什么，「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他只认识前半生的汪曾祺，对这个朋友知根知底，见过他的父亲，一起熬过艰难的日子。这曾经是他最熟悉的名字，找曾祺看画，找曾祺吃饭，找曾祺聊天，找曾祺看他的文章。后来，这友谊渐渐变成了「听说」，听说他上了天安门城楼，听说他现在是干部了，从文表叔怕汪曾祺找不到工作，还给巴金写了信，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决心投身革命事业了。

在这段过命的友谊里，汪曾祺是逐渐消失的。黄永玉被划为黑画家，朋友大半夜偷偷来看望，花匠也给他送花，让他放宽心，唯独没有见到汪曾祺。黄永玉挨了打，也没有见到汪曾祺。到最后，这个名字成为一个老人最孤独的记忆，一个无从询问的困惑：为什么在自己最黑暗的日子里，最好的朋友消失了？

他们是彼此最早的知音，汪曾祺写信给沈从文，他发现了一个小天才，「我以身家担保」，请老师帮忙找人推荐黄永玉的木刻。黄永玉想要回家乡，汪曾祺拦住了他，鼓励他留下来，「在狗一样的生活上做出神仙一样的事」。受委屈的时候，汪曾祺把沈从文对他的教诲送给了黄永玉：「做自己的事情。你有一支笔，怕什么！」

他们的晚年毫无交集，汪曾祺写给朋友的信时常提到黄永玉，「听吴祖光说」，「听王世襄说」，「听人说」。黄永玉的信写的是，「实在是想念他」，「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

汪朗是汪曾祺的儿子，他从小知道一个黄叔叔，小时候给他画过画，被父亲一直挂在房间里，但他直到前几年才第一次见到了黄永玉。几乎所有人都说黄永玉热闹，只有汪朗说他「寂寞」，「老头儿现在挺闷得慌，没朋友了，能跟他说到一块儿去的人没了，没人跟他真的聊天。」

热闹里的黄永玉很像他的父亲。晚年的汪曾祺很受欢迎，社会活动很多，今天参加笔会，明天出去采风，还有无休无止的应酬、答谢、吃喝饭局。「老了，喜欢有人捧着，但他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热闹，但骨子里真的孤独。

他把父亲也称为「老头儿」，「老头儿一直心里都有黄永玉，」汪朗说，「只不过就是……各种原因吧，没能够像过去那么亲密，这个（疏远）他也觉得挺遗憾的。」「他对黄永玉的东西一直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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